道光十七年（1837）时，左宗棠以湖南乡试举人的身份，北上参加会试。经过　直隶栾城时　，在八字衙门前看见“知县桂（超万）”署名的告示，告示的内容是“劝民耕　种”，特别建议　大家多种些木棉和薯芋，又开讲备荒的道理，辞气恳切，方法详备。左宗棠看过告示后，又　向当地居民询问这位桂县太爷的政绩官声，“皆言令之爱民，出于至诚，其洁清自矢，为从　前清官所未有”。这份告示以及老百姓对桂万超的评价，给左宗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是　以时隔40年后，尚记忆如新，特别提了出来。

两宫、京官和史馆都认为左宗棠言之有理，“王政之本在乎农桑”，这是清朝始建时　就提出的建国大纲，也是中国历代政府的最基本国策。想当年圣祖康熙巡行全国各地，　每到一处必“先察其土田”，对地方令守谆谆交代，“耕种之事最为紧要！”高宗乾隆刚　刚登基，就提出“雨NB044年谷为第一要务”，反复强调，“督抚牧令必身先化导”，　朕即以此　来考课天下地方官员的长短优劣。眼下由左宗棠所追述提供的情况，正合乎列祖列宗的要求　，这样的人还能不倡为百官表率、为之树碑立传吗？于是史馆奉旨，搜集桂超万的材料，为　他写了传记，而且特别突出了他在栾城知县任上劝课农桑的事迹。

确实，“重农”是中国小农经济形态的最根本特点，《管子·治国》中所谓“凡为国之　急者必先事农”的治国理论，由先秦贯穿到清末，一直是历代政府制定各项政策的指导　思想，也一直是历代州县衙门的第一要政。两汉时，不少原先在小县当县长的人，因奖募农　民开垦荒地有功，在考核时拔为上等，调到大县去当县令。唐代宗时，奉天县令韦夏卿以劝　农有功，在州县正堂中考为第一，马上被提升为长安令。北宋的徽宗赵佶，给人印象是个风　流天子，于治国之道上昏得可以，不过他倒也知道发展农业是国家的根本，曾于政和二年　（1112）专门发了一道诏令给天下州县官员，规定基层衙门的首要任务就是“　劝课农桑　”四字，并具体分解为：敦本业、兴地利、戒游手、谨时候、戒苟简、厚蓄积、备水旱、戒　杀牛、置农器、广栽植、恤田户、无妄讼共十二条衡量标准（《渊鉴类涵　》卷216）。明太祖　朱元璋坐金銮殿时，最看重这件大事。有一回，日照知县马亮考满，上司对其考语是，“无　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观其本意，是想推荐他去交通运输部门工作，谁知皇帝的　批示是：“农桑衣食之本，学校风化之原，此守令先务。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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