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在实践中细心地观察着毛泽东的斗争技巧和斗争方法。

是的，无论是在文化斗争中，还是在同党内的各种毛泽东认为是错误的路线和错误的倾向的斗争中，毛泽东总是能够得到绝大多数的支持和赞同。每次都能有惊无险地克服困难，取得胜利。

从这一点上看，赫鲁晓夫是绝对地失败了。

毛泽东对江青还说：“军事上是有进有退的，没有大规模的后退和转移，就不能麻痹敌人而最后得到前进和进攻。在政治斗争中，许多的时候是需要忍耐和妥协，没有妥协不能争取群众，也不能得到多数的同情。只有看起来是让步和妥协，才能选择到最好的进攻时机。每次我们的后退和妥协，包括一定程度上的检查，都是使我们的对手发疯的条件，让对手到了得意忘形的时候，他们的弱点才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发起进攻了。”

这番话，毛泽东和江青断断续续地讲过许多次，但是这个女人往往到了胜利使她也处于得意忘形的时候，就把这些话忘到脑后了。

一九六零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八时，毛泽东在中央的一个会议上提出了一个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十年总结》，他一开始就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程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一九五八年五月党代表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去年八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赫然挂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墙上的是这样的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我到襄城县、长葛县看了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

这个总结言词简短，涵义深刻。他几乎是天衣无缝地反驳了彭德怀和赫鲁晓夫对他的批评和指责，恰到好处地证明了他是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创造成果的。

提到一九五八年的高指标和大跃进时，毛泽东写道：“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高指标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了许多。一九五九年一月的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一些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了一个比较低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议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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