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的数，这才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

如此总结，证明了毛泽东对那时的浮夸风，吹牛风，和不合实际与科学的瞎指挥并没有什么责任。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很清楚一旦承担了具体责任后的结果。不管对中国当时工业或农业经济上此起彼伏的问题怎样指示，但在宣称自己对错误的无辜和具体责任的推诱上是毫不迟缓的。他能够找到一批给他承担责任的人，这一点他是毫不怀疑的。

所以，他在总结的后半部锋芒一转，说：“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它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一九六零年上海会议，规定后三年指标，我感到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性，就是对于留有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懂得，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

这样，毛泽东始终保持了一贯正确的导师形象。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主席：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的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的同志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这次党对我的错误进行系统地历史地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真正认识到错误的极端危险性，也才可能消除我的错误在党内外的恶劣影响。现在我深刻地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也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及早地得到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的诚恳的批评，都当作是对自己的打击。因此，在每次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中，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的顽症得不到医治，三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5页 / 共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