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大爱医生也打电话给我，我对他说，我从1966年就不停向别人证明这个证明那个，现在我受够了，要是麦德林真觉得这是预科学校，非得一场一场测试下去，那他们就继续用巴哈马的那帮屁眼小子吧。但就在这时候，用拉斯塔的话来说：另一个道理砸在我脑袋上。假如歌手真的成为烈士，无疑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但那是他们的问题，并不是我的问题。彼得·纳萨尔会忙着自欺欺人，解释他为什么要杀死这个传奇人物，因此就不会有时间用屁话来烦我了，因为实话实说，他和我都知道，我早就过了政客说跳我问多高的时候。现在政客说跳，我女人会说他这会儿没法听电话，不如你留个言吧。说到蠢，你朝一个人的脑袋开枪，你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难道不会报复吗？连罗爸爸都没那么蠢。

于是我决定让我的大脑琢磨这个新道理。1976年12月8日，新闻出来了，他和其他人都活了下来。医院里和他身边的巴比伦太多，那次我带上了托尼·帕瓦罗蒂，因为哭包不具备这种场合需要的技能。医生在急诊室救治他，然后送他回家。只有经纪人还在医院里，干掉他也没有任何意义。于是我和帕瓦罗蒂开车去希望路56号，以为会看见警察。假如你需要的只是一枪，那么警察再多也没有用处。另外，我打个电话，他们不到六十秒就会走掉。但56号已经仿佛鬼城。车道空荡荡的，所有窗口都黑着灯。连一个警察都没有。我哈哈一笑，帕瓦罗蒂看着我的眼神像是要提问。另一方面，彼得·纳萨尔犯蠢犯得像在演一个人能犯多少错的电视节目。这个狗屎白人留了个该死的口信，让我女人转告我，假如贤者登上舞台，创造历史篇章，他会非常生气。我一辈子也没听过几次托尼·帕瓦罗蒂大笑，我朗读字条的时候算是一次。我女人不知道他血逼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于是把我们两个留在客厅里。托尼·帕瓦罗蒂在房间里，我有点害怕接上哭包是个错误，我派哭包去收拾我们留下的残局。他没有亲自动手，只是打电话给几个拉斯塔教徒，语气像是永远提心吊胆的小姑娘。更糟糕的是他用的是我的电话。我也打了个电话。

——鸟儿飞到哪儿去了？

——同胞，打给我干什么？

——我不喜欢重复问题。

——他跑了。他们把经纪人留在医院，带他去了白人山。

——警察？

——一个警察在车里陪他，还有几个留在那儿。整个山头都是十二支派的人在巡逻。有个白小子——

——白小子？

——带相机的白小子。谁也不知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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