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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召开会议，认为我们是执政党，应该考虑和照顾日共的处境和困难，同意按宫本的意见来发表声明。在将常委的意见报到毛泽东这里，毛泽东的愤怒终于爆发了：

“他们同意，我可不同意！北京的同志怎么这么不讲原则？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是赫鲁晓夫的老调子，我们和日共谈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他们是不是想投降苏修？”

江青则附和着说：“我早就看出他们不怀好意！有些人现在总是想跃跃欲试地搞点自己的名堂，好像这个中国的天下有其半了。”

毛泽东生气地说：“不是有其半，而是想统治整个天下！通知北京，让康生同志来汇报北京两次会议的情况。”这时，毛泽东决心把他考虑很久的想法付诸实施了。他在杭州一见康生，就问：“你把我的意见给他们阐述清楚了没有？我们和兄弟党之间来往是要给他们做反修的工作，而不是让人家来做我们的工作。日本共产党想在中苏两党之间搞平衡，搞投机，你们不去帮助他们，反而要和他们一道来欺骗世界舆论，究竟是何用？”

康生说：“我已经向少奇同志转达了主席的意见，要求他们坚决在主席修改的公报基础上来和日本方面谈，但是少奇同志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党，面对苏联的压力还感到困难，不要苛求别的兄弟党也和中国一样嘛，如果不妥协就要弄僵了。’这样我们……”

“放他妈的狗屁！”毛泽东把桌子一拍，对康生说：“反修是当前的头等大事，谁要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就让他当中国党的主席好了，谁有本事让他站出来嘛。我的话说得明明确确，为什么不听？北京主持工作的领导人究竟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要跟着修正主义跑？这是问题的关键。告诉少奇，宁可把中日两党的关系弄僵，也要反修！和苏共集团都不怕弄僵关系，小小的日本共产党就不要原则了，真正是岂有此理！”

于是，他推翻了关于同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发表一个联合声明的最初决定，让宫本显治一行扫兴而归；同时，他主持起草了一封致苏共中央的公开覆信，严肃地说：“一个党开代表大会，邀请别的兄弟党派代表团参加，应当说是一种友好的表示。但是，就在你们发出这次邀请的前后，你们在苏联向党内外散发反华文件，并且从上到下，直到基层单位，组织了一系列的反华报告，煽动反华的歇斯底里。你们还向其他的党发出反华信件，策动他们同你们一起反华。你们放肆地诬蔑中国共产党，说我们是‘好战’；‘假革命’；‘不反帝’；‘分裂主义’；‘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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