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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点点头：“晓得了，他是反你的，也反高岗和饶漱石，他揭发过你和高岗联系的材料嘛。这个我还有印象。这个人在延安的时候，就是敢说话的，有人说他是‘铁面包公’嘛。他和你怎么闹起来了？”

陶铸说：“我自从一九五一年底调往广东后，在土改问题上没有依靠古大存同志，他就对我有了意见。他说我搞土改很‘左’，打击面大了，伤了很多人。党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揭露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错误，做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后，古大存向中央揭发我回来传达中央的精神是‘借自我批评为名，实行揭露打击刘少奇同志之实’，我向他作了解释后，他还是到处讲这个观点。还在一些干部中散布说陶铸和高岗搞在一起反对刘少奇同志，说我对‘高岗与少奇同志各打五十大板’，在当时这是要置我于死地麻！”

毛泽东显然重视这个问题了，他从沙发里直起了身子，听得认真了。他想起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召开的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当时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三十五人，候补委员二十六人，中央各机关负责人五十二人列席会议……陶铸说：“会议开幕的前夕的那天晚上二点，周恩来给我打来电话要我马上赶去见他，让我佩带手枪防止高岗暗杀我，我从警卫员手里要了手枪，一个人去了中南海西花园。这本来没有什么，但是古大存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彭真和薄一波。彭真当时就表扬古大存的警惕性很高，等等。现在看来，他对我的打击和告密活动是阴险可怕的。如果没有党中央的明察秋毫，我可能连脑袋也保不住了。”

毛泽东不露神色地间道：“这个古大存在东北时是否反对高岗和林彪同志的？你和林彪的关系怎样呢？”

陶铸说：“这是肯定的，我是高岗和林彪同志的老部下，古大存把对他们的不满有时也强加到我的头上了。”接着他再次向毛泽东介绍了他的简历：

“我比林彪同志小一岁，湖南祁阳人。一九二六年进人黄埔军官学校，在那里秘密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先后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团省委书记，中共漳州特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务，组织和指挥了那次全国著名的厦门劫狱斗争。一九三三年五月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人狱，在南京中央监狱里领导了绝食斗争。一九三七年经党营救出狱后，担任了湖北省经常委兼宣传部长，后任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政委。一九四Ｏ年到延安，随后我担任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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