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的文章有点强词夺理，他根本没有弄清在历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历史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异同，我们所说的历史主义也就要客观地、有条件地、分清阶段地来看待过去的史料和观点，而不能机械地、静止地来看问题，戚本禹混淆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如此错误和荒谬的结论。我认为他的这篇文章没有多少新东西。”

毛泽东的鼻子哼了一声，没有吭声。

戚本禹的文章继续写道：“有一种意见，认为近几年来，人们写历史只写农民起义的一面，不写或者很少写帝王将相。这样，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变成了漆黑一团。

“这真是危言耸听。

“我们从来认为农民起义和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帝王将相的统治是封建社会矛盾的两个方面，为了全面反映历史的真相，哪一面都是需要写的，所以问题不仅在于哪一面写得多了、哪一面写少了，更重要的是，不管写哪一面，都要看为什么而写，怎样去写。譬如，在写帝王将相的时候，仍然照着封建皇朝《实录》和《起居注》的样子，刻意地去描写皇帝的‘龙颜’、后妃的‘淑德’，以至于他们的祖坟风水，那么，这种历史即使写得不多，也是不对的；或者，在写农民起义历史的时候，仍然抱着封建士大夫的感情，用一种封建史学家的笔调，无端地去给农民英雄的脸上抹黑，那么，这种历史就是写多了，也是错误的。而且，如果一定要论写多写少的话，事实是：迄今为止，我们对封建社会的历史主人——农民的历史倒确实是写得太少了。直到现在连一部农民革命的通史还没有人替他们写出来，怎么能说是只写农民起义呢？至于帝王将相的历史，写得也不是不少了，而是有许多写得不正确。一些历史学家那么虔诚地把许多美丽的桂冠献在旧日封建统治者的面前，什么‘英明的君主’；‘圣贤的臣相’；‘人们的救星’；‘顶天立地的男子’，熙熙攘攘，热闹得很。

田家英把这段话划出来，对毛泽东说：“我觉得戚本禹的这些话很不妥当，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别有用心的。‘英明的君主’分明是暗指你嘛！”

毛泽东说：“我怎么是‘君主’呢？充其量我不过是一个农民的领袖和起义军的首领而已。刘少奇才是君主呢，你看他经常就是以皇帝的身份发号施令，你看他像不像呀？”

田家英弄不清毛泽东说这番话的含义，不敢贸然作答。毛泽东对他说：“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应该点名，如果点了名就不会使你产生错觉了。这段话都是写得很好的。”

这段话指的就是：“以‘超阶级’、‘纯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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