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能挤那样干净？我看不见得吧？对犯了错误的干部具备宽大条件的还要宽大处理么！”

刘少奇再次顶他：“能挤多少就一定要挤多少，反正不能让他们四不清的人占了便宜。一个剥削群众，一个剥削国家，就是要退赔，退赔从严，要彻底，特别是恶劣的，一直抵抗的，要坚决地没收他们的财产，看他们退赔不退赔。”

毛泽东摇摇头：“国家也是人民的，我们自己没有东西，退赔从严，这个提法对！但是也要讲合情合理的好，不必讲彻底。你讲彻底了，底下的同志办起来就没有余地了，总是要给下去的干部一个主动权嘛。凡事都要讲究留有余地，不给自己的干部留下余地，底下的同志怎么工作？他们没有主动权了好吗？”

刘少奇不满意地问道：“那打击面究竟多大好？百分之几对我们有利？地富分子有些苦贪的也可摘帽子，那是很少数，地富子女情况不同，有分家的，有没有分家的，有表现好的，有表现一般的，有表现很坏的。这个我们掌握好了就不会出差错。我们不要一开始就限定框框，还是要从扎根串差开始，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有多少问题就解决多少问题上这样提出政策才是真正地留有余地。”

邓小平马上赞成道：“打击面控制在百分之几有利？开始分化四不清干部就需要掌握一个具体的数字。地富分子有一部分表现好的，也就不能戴帽子了，贫下中农和中农极少数给他们戴上帽子，对进行批判或斗争也有好处，譬如有的能戴上‘新恶霸分子’的帽子，就可以起到震慑其他四不清干部的作用。而且这样对那些出身好的社员也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农村中不但有地富反坏分子的捣乱，也有贫下中农和出身好的人的破坏，四不清干部中这样出身的人占了多数。所以，简单地用成分作为标准是不科学的，但是对犯错误的多数应分化争取。不能当干部了，不能作党员了，但是不是打击对象，还是争取对象。”

刘少奇说：“现在还不到那个时候，将来新剥削、多吃多占的人数量也不会少了。”

毛泽东想了想说：“多吃多占的人也是复杂得很哪！主要是我们这些人，有汽车，房子，有暖气，有司机，但是我这个党的主席才每月只有四百三十元的工资，雇不起那么多人，又要请秘书，你说我需要不需要退赔？按照刘少奇同志的规定，大概我也是属于要退赔的这个范围了？是不是？请问，这些要退赔的到底有多少人？”

刘少奇郑重地对与会者说：“主席是在同我们开玩笑，大家不要当真。”

陶铸则不假思索地说：“退赔的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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