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为这种空气所迷惑。这样搞下去，非亡党亡国不可。这次邓子恢在军事学院作报告，骂得很痛快，我们也要请他来讲一讲。有人给我扣了那么多的帽子，我给刘澜涛同志写信说，纸做的帽子压不死人。一个人如何处世，本来是臭的，洒香水也香不了；本来是香的，抹屎也臭不了。我的气还没出，我还是戴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来的，说什么高级党校是杨家党，我是昏君，孙定国是奸臣，我是反对三面红旗的等等。我的这些帽子你们没有戴过。这次又来住原来的房子，有很大的感触。过去搬走时，我未想到还会回来。我挨整挨了九个月。这是政治形势，与以前是有很大的不同了。”

杨献珍还在这次会议上说：“有些人认为我反正就是坏人！我们这些人在他们的脑子里就是坏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不怕这顶帽子，我还要说话，顶多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戴到死，我绝对不能给他们跪下磕头求团结。我大概是被他们剥夺发言权终身的。开十二级干部会议，我说了几句话，有人就说我是领会过去的教训不够。这里我再次亮明我的观点：我们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有些资本主义生产中好的东西，我们不懂得，我们对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一些办法不能一概否定，我们没有这些东西。主张，应该学一学赫鲁晓夫的报告，人家搞了这么多年，还讲要为共产主义打基础，准备条件，我们的条件还很差，就要进人共产主义，这是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共产主义……”

毛泽东把杨献珍的这些材料看得很详细，一再地问康生：“杨献珍还有什么反党言论吗？这次批判他的‘合二而一’，揭开了许多的盖子，他过去讲了这么多的言论，我就没有听说过。他在庐山会议前后赞同彭德怀的观点的言论批判后，我听少奇、安子文他们讲，杨献珍改正了自己的错误。现在看来，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悔改表示嘛！”

康生说：“主席完全上了人家的当了。一九六二年的甄别和平反，实际上是右倾机会主义对正确路线的反扑和倒算。他们有意识地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把他们请回来向党重新进攻。要不是主席后来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观点，也可能现在右派的阴谋就要得逞了。你再看看杨献珍自己是怎么讲的吧！”

康生把他们整理的杨献珍的材料翻到事先准备好的地方，让毛泽东看：

一九六三年初夏，杨献珍对许多人说：“我的甄别问题宣布了，在党校有一部分人始终反对我甄别，最后是党中央亲自出面来处理的。彭真同志叫我去谈了一次话，叫我写一个简单的书面检讨，后来经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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