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挂起钩来的。

籍田是自三代开始传承的吉礼，期间有过中断，但大汉文帝诏令“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重新开启皇帝亲自开耕劝农的传统。在承平年代，这本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仪典之一。

因此，“籍田”二字在寻常郡县里是不能出现的。当它和“昌邑”并举，只能表明这件器物不属于当代，而属于曾经的昌邑王国。王国礼制和中央朝廷相似，只是规格降低，所以当昌邑王举行籍田的时候，就会用到这一盏青铜豆灯。

刘基细细回忆：昌邑王国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什么时候变成山阳郡的？

于是便想起，那段在大汉历史上云遮雾罩、众说纷纭，像寂夜深潭一样让人看不真切，却又像流星一般骤然划过的时代——

汉废帝刘贺，自上古三代以来，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从登临大宝到贬为庶人，仅仅历时二十七日。

随着他被罢黜，昌邑王国也遭国除，于是才有了如今的山阳郡。

既然这盏铜灯上面写着的是“昌邑籍田”，说明制作时昌邑国还在，而在两百多接近三百年以前，一共只有过两位昌邑王：一位是昌邑哀王刘髆，一位是汉废帝刘贺。他们身为王的时间，大概只在汉武帝晚期至汉宣帝登基时，短短二十多年。

假如这些明器都出自同一批，那么，它们就一定是在那二十多年中间被制作出来，后来成为殉葬品的。

但想到这里，也仅仅是了解了器物的制作年间，并没有改变“昌邑”位于兖州的事实。更别说对找到王祐的下落有什么帮助。可这整件事情里就是有一个巧合的地方，而且对于像吕蒙这样虽然机敏干练但不谙史学的人，很难联想起来；在左右牵连的人当中，偏偏只有刘基，才想得起这样的关联。

其实说穿了，也不复杂：

汉废帝刘贺在被罢黜以后十一年，被册封为海昏侯，远渡江西，来到了如今的豫章郡海昏城。这位荒唐的废帝，就在那里结束了他的一生。他的墓一定在海昏的某个地方，只是就像其他王公贵族的一样，被刻意隐藏起来，二百多年并未被人发现。

这么一件后事，却为整个事件增加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如果这些器物根本不来自兖州的昌邑郡，而是来自豫章郡海昏城，这也是完全说得通的！

也就是说，这批东西的来源现在出现了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他们原本想的，器物出自位于兖州的昌邑哀王刘髆之墓，被曹操盗掘之后，要送给太史慈；

另一种可能却是，器物就出自扬州豫章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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