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说，秦将不仅要打胜仗, 并且歼灭至少数千敌军才有晋爵的资格。大多数军官受限于指挥能力，永远停留在较低的层级。

所以这种‘盈论’设计的就很有技巧，使许多勇敢的锐士, 绩效考核不“盈论”而得不到晋爵, 也让许多名将感慨封侯之难，使的秦时庶长爵几乎是将军的代名词。而随着爵职进一步分离, 即便担任高级武官的人, 也未必能得到大良造爵。

灭蜀名将司马错功劳大吧？但他做邦尉时只是相当于左庶长的客卿爵。白起攻克新城后从左庶长迁为左更, 爵位高于司马错, 后其再立战功迁为大良造。司马错已经改任秩级二千石的上郡守，但他只是军功爵中的左更。而长平之战时的秦军副将王龁才是左庶长，首攻邯郸的将军王陵只是五大夫。

由于军功爵最高只到大良造，白起虽屡立奇功，却多年没能再晋爵。其他武将做到左庶长后，也只有立下重要战功的几位佼佼者能继续晋爵。武安君封号和商君一样，是只有极少数人在军功爵封顶后，才能享受的特殊待遇。这也是王翦抱怨封侯难的根本原因。

商鞅将规则制定的如此严苛，是因为担心秦军胜仗打多了，导致朝廷没有那么多土地和爵位封赏吗？赵昺以为不是, 起码设立初期秦国没有这样的担心。

因为秦国变法之初地广人稀，国家掌握的土地很多，后来又通过战争掠夺大量土地。关中因远离战事而人口猛增, 秦国通过大规模移民来给关中爵户腾地, 新爵户则成为新领土的镇守者。更重要的是，秦国不像六国动辄赐给贵族几十万亩田，为奖励军功留足了资源。

商鞅在秦国推行普遍授田制, 每户平民都有一顷基础授田，秦军功赐田是在普通授田基础上逐级递增。每赏爵一级就增加一顷田产和九亩宅，申请一名无爵的庶民给自己当庶子，可以担任与爵位相对应的官职。

可见秦军功益田制消耗的土地，远比其它朝代小得多。而除了秦军功爵益田数量有限的原因外，另一个因素是秦的侯爵不世袭，最多是降爵继承制。田产会随着爵位降低而减少。如果子孙无军功，五辈之后只比平民略多一点。

当然一个新制度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背景，赵昺初时仿效秦时的军功制只是应急之策，没有想的那么深，因此并不完善，存在着诸多的隐患。而后来他随着治政的经验的增加，眼界和见识已大不同，回过头来再看商鞅变法其实并不简单, 而军功制度的设计有着深深的政治意图。

其实商鞅的军功制度设计思想更倾向于节约土地, 优先保障低爵军民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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