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到了晚上七点，新管会四周皆是炊烟四起，群狗乱吠，聚集在新管会楼下的人群，多半与粟家之事没有直接关系，肚子饿了，在家里人的呼喊之下，东一个，西一个，纷纷散去了。

留在新管会办公楼的，全是粟家林的直系亲属，他们不屈不挠地守在了新管会会议室里。

侯卫东还是强调他的观点，“送医院，先医治再说。”

粟家一位女人道：“我嫂子耳朵打聋了，我们要把打人凶手游勇送到公安局去，你别蒙我们，我粟家人也有读书的。”

侯卫东态度还是很强硬，“你光说游勇打人，游勇为什么打人，谁叫你泼尿，有这样做人的吗，我来泼人一身尿试一试，看你动不动手。”他说得义正辞严，声势逼人，粟家人一时气夺。

他又放缓了声调，道：“你说嫂子被打聋了，口说无凭，必须拿到司法鉴定。”

粟家林哭丧着脸道：“游勇打人总是事实，我堂客要治病，你们总得拿些钱。”

“你们将病人送到县医院，司法鉴定出来以后，如果确实是游勇的责任，你们凭发票来报帐，一分钱也不少你们的。”

副主任张劲当过多年的镇委书记，处理这些事情经验很丰富，他见侯卫东态度强硬，就在一边缓和气氛，他拿着一包红塔山，在屋里走来走去，一边散烟。一边抽着空子与粟家人聊着闲话。

粟家林原本以为新管会的干部打了人，便会息事宁人，谁知新管会主任侯卫东很不好说话。他心里着急，道：“我们家里的钱全部投到了厂子里，送人到医院，医院就要现钱，要么你们先拿钱到医院，要么我们把人抬到政府院子里去。”

张劲在一旁打圆场，道：“我们去和医院联系。先把人送去治病，钱就挂在帐上。老粟，你看行不行。”这个办法，其实也是承认了新管会出钱医病，只是出钱的角度不同。这在法律上的意义是不同的。

按照以往的工作经验，遇到这样的事情，如果政府出钱医病，有理也会亏了三分，以后打官司，相对人可以一口咬定：“如果你们没有错，那凭什么帮我们付钱，既然当初付了钱，你们就一定有错。”因此。帮着出钱医病会让政府很被动。

但是，如果政府不出钱，却又不人道。而且事情不好收场，所以张劲就出了这个主意，算是取了中庸之道。

双方就这个问题又搓商了一会，最后粟家的人勉强同意了这个方案，粟家林道：“我修了那个蘑菇房，花了两万多元。拆掉这个蘑菇房，必须赔钱给我。去年征地得的钱，我用了一半建这个蘑菇房，如果被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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