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翻译官到苏州找李鸿章问罪来了。

“我国国会议员指责，大英帝国的军队，与如此野蛮的中国军队合作，对英国来说是奇耻大辱。”柏郎怒气冲冲地说，“我是代表英国君主与英国国会来跟你讲理的。”

李鸿章最怕的是总理衙门受不住外国公使的压力，降旨责备或治罪，对于柏郎的兴师问罪，虽有怯意，毕竟还不难应付，很沉着地问道：“我错在什么地方，要讲理？”

“你不该杀害投降的太平军，而况是用无耻的诱骗方法。”

“我有我杀降的道理。为了顾全大局，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些道理你未必懂，我亦不必跟你细说。”

“牵涉到英军的名誉，我不能不提出抗议。”柏郎又说，“这件事非常严重，必须你用书面认错，才有挽回的办法。”

李鸿章听翻译官传译了以后，十分生气，不过他到底是厉害脚色，声色不动地笑笑答道：“这是中国的军政，与外国无干。我不能为你认错。”

“怎么说与外国无干？戈登在这件事上有保证的责任。”

“戈登是客师，不错。然而我要请问，他是由谁给饷，由谁节制？”

这话似乎振振有词，然而柏郎亦非弱者，透过他所带的翻译官梅辉立，告诉李鸿章说：“戈登本来就已声明，不愿再受你的节制，也就不会再向你要饷，现在你亦如此说法，那很好，让戈登自由行动好了。”

戈登从苏州回昆山时，带走了郜永宽的义子郜胜镳，还有一千多从金田起事就“从龙”的“老长毛”，也投在他那里，并有谣传，戈登要从李鸿章手里夺回上海附近各县，交还太平军。这虽是虚声恫吓，但狗急尚且跳墙，如果挤得人家不能下场，则弄假成真，激出常胜军的兵变，亦非意外。

因此，李鸿章见风使舵，这样答说：“听柏提督的话，不是来讲什么理，而是来调停，那就好办了，我们不妨平心静气谈一谈。”

于是李鸿章解释他不能不杀降的原因。首先提出太平军在南汇与常熟的守将吴建瀛、骆国忠为例，这两人投降以后，依旧带兵。是因为他们都肯退出城厢，接受约束，因而保他们当到副将，信用不疑。

“由此可知，我岂是喜欢杀降的人？”李鸿章说，“郜永宽他们八个人，所求太奢，盘踞在苏州城内，俨如对敌，关系太大，不便姑息。当时如果能有别的办法解散二十万不听号令的长毛，我决不出此手段。权衡利害，杀八个人而能保全几十万人，我想这个道理，通天下去评，也是说得过去的。”

“就算这话说得过去，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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