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了，北京市的干部就是真有问题也是我这里负责，不能让他们负责。不管你们是哪里派来的工作队，也要和市委商量，也要征求市委的意见，说穿了就是要征求我的意见。不征求意见就是错误，你们就得检查。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能碰过谁！……’”

毛泽东看到这里，微微笑道：“这个彭真，果然是厉害！他要把北京变成彭家的天下，是不是？你陈伯达斗不过他吧？”

陈伯达说：“我可是斗不过人家！戚本禹同志曾经批评了刘仁的一次讲话，说刘仁的态度是‘贵族老爷式的态度，对群众采取打击，包庇走资派’，触及了彭真、刘仁、赵凡等人，他们马上写了一个包庇刘仁、攻击戚本禹同志的报告，上报中央。彭真在口头上向刘少奇和邓小平汇报时，极力为刘仁开脱责任，说戚本禹‘骄傲自满，乱打旗号’。刘少奇包庇刘仁过了关。在刘少奇的默认下，彭真、刘仁利用《四清简报》围攻戚本禹同志，说‘戚本禹在四清工作中机械地套用整走资派的框框，专整一些好干部，他听的都是一些落后社员和四不清社员的意见’等等，千方百计打击在大队搞四清的关锋和戚本禹同志。”

毛泽东说：“那你们就应该好好地调查一下，拿出证据来。”

陈伯达说：“一九六四年二月，刘少奇和彭真、刘仁一起，制造了一起关于北京友谊公司特艺前门门市部干部王景瑞同志的案件。王景瑞同志曾经给中央写信，揭发了刘少奇的所谓八大罪状，但信落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同志手里，田家英把信批转北京市委，并批示说：‘对此人造谣应予追究’。北京市委彭真、刘仁立即把王景瑞同志打成‘反革命分子’、‘疯子’，撤了王景瑞同志的职，把王景瑞关进精神病医院。王景瑞同志在医院以绝食抗议对他的政治迫害，竟被按在床上，用鼻饲的方法灌他吃东西，用打催眠的方法使他昏死过去，对他实行种种法西斯暴行……！”毛泽东说：“这件事也要查一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情况属实，田家英也要查办。我们的党为什么不允许群众批评？怎么能把给领导包括中央领导同志提意见的人打成‘反革命’？我对这些事情历来反感．就是反对我的人也不定是反革命嘛！”

江青给毛泽东读一份材料：“一九六四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中组部的同志向安子文汇报说：‘党中央已经批评了乱整社员的做法。’安子文立即发火问：‘中央？谁是中央？北京中央负责人很多，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才能代表中央！其他人谁也代表不了中央！’”毛泽东一听也火了：“这个安子文也是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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