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中央和主席私自在主席身边和专列等地安放了录音和窃听器，并且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别人抄录，他同罗瑞卿等同志的关系也十分的不正常，起码是积极地参加了他的反党活动。在他的指示下，主席身边的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这些人也参与了在主席身边安设窃听器，进行秘密录音的活动。他和邓小平、彭真这些同志的关系也已经超过了一般的工作范围。”

毛泽东沉吟了片刻，马上把江青叫了过来，让她参与了解和调查这方面的工作。他对他们说：“你们通知中央，一定要再认真地清查一遍。凡是参与秘密录音和搞窃听这类阴谋活动的人，不管牵扯到谁，一律要开除党籍，严重的要逮捕法办。这件事，我已经有了明确的指示，中央也发了文件，为什么还要搞呢？我看这里面有名堂，有鬼！”

江青知道，中央办公厅的录音是由机要室负责和掌管的。这项工作，本来是从核对记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早开始会议录音是从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开始的，由当时中央秘书局管理。那次旨在解决高岗、饶漱石问题的会议，正在杭州进行宪法起草工作的毛泽东没有参加，为了让他及时地了解情况，他指示：

“把会议发言的整个情况录下音来，省下再听会议的汇报。同时也可以给历史留下资料，以便接受历史的检验。要充分地利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来为我们服务。”

一九五八年十月，中央秘书局撤销时，这项工作移交给机要室。当时杨尚昆说得很清楚：“录音的目的，是为了核对会议的速记，保证会议记录的准确性。我们要逐步地建立录音档案，把这些档案作为中央档案的一部分。”现在，如果事实证实了汪东兴等人的揭发，杨尚昆显然把录音和窃听的目的弄得复杂化了，成了整理和搜寻毛泽东问题的一个阴谋的组成部分。为此，毛泽东确实是早就有所防范的。

一九六一年一月，毛泽东外出视察。在长沙发现了秘密架设的录音设备和正在录音的机器，立刻对操作机器的工作人员刘吉顺大发其火：“这是谁让你们搞的？我再三地讲过不允许你们这样胡闹，为什么执意对抗？你们难道想搜集我的材料准备搞名堂吗？我早就给你们说过，这种录音是靠不住的，容易被人剪接来搞阴谋，你们为什么不听？谁搞的这个名堂，一定要给我查清楚，一定要严肃处理！”

刘吉顺吓得脸色苍白，只是说自己是奉命办事。毛泽东马上把汪东兴叫来当面指示：“你给我报告中央书记处，追查是谁让刘吉顺跟着我出来录音的。秘密录音的事情我是有指示的，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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