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他讲了吴晗下去好，我也是这样的主张，让他下去！”这个材料里写着毛泽东谈话的最后一段话：“写哲学能不能改变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写。我们这些人都是‘学生腔’。（伯达同志插话：‘主席除外。’）我做过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几十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好一些。哲学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历史的过程。先搞近百年历史。历史的过程中不是矛盾的统一吗？近代历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斗争中一些人妥协了，但是人民不满意，还是要斗。辛亥革命以前，有孙中山和康有为的斗争，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又有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斗争，后来国民党内部有不断地发生分化和斗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作注释。写序言，政治比较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大好搞。辩证法过去说过三大规律，斯大林说四大规律，我的意见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好比是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这样说法可以研究。形式逻辑是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国民党骂我们是‘土匪’；‘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们说‘国民党是匪徒’，‘蒋介石是国民党，所以蒋介石是匪徒’。这两种都合乎形式逻辑的，用形式逻辑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识的。当然可以推论，但是结论实际上包括在大前提里面。现在有些人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混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

刘少奇看完这个记录后，对田家英说：“毛泽东同志的谈话里有一些新东西，你们在传达中可以听听各方面的反映。但是不要说我对你谈的这些话，再说一句话：我不想再卷进去了。对毛主席的任何意见，我们能执行的就执行，暂时不能执行的也要讲贯彻，绝对不能硬顶。你可要注意罗瑞卿同志的教训哪。另外，陈伯达处处都是唱赞歌，我看这个人的动机也未必好，他也唱唱我的赞歌嘛。这种人要格外地注意。”

田家英明白了刘少奇这番话的意思了。他想起叶剑英最近在和他谈话的时候，还这样讲：“罗瑞卿的问题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确实是他咎由自取。早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林总就对部队的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批判了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林总说得非常明确：‘全军的大比武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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