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习实验，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楼里教吗？大发明家瓦特、爱迪生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的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刘少奇的目光盯在了有关戚本禹和姚文元这一段上，看了好久，才问：“他对这两个秀才可是评价很高呀！他没有具体地评价《海瑞罢官》吗？”

田家英的脸色一下子通红了，他沉思片刻才说：“评价了，就在毛主席说完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就是没有打中要害时，还有这样的一段话：‘《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儿，彭德怀也是一个海瑞呀！他自称海瑞，也确实有人说他是海瑞。’这个话我和杨尚昆同志、彭真同志研究了以后，觉得这句话分量太重，也和这次关于哲学的谈话的基调不符合，所以删去了，我们没有写进去。”

刘少奇迟疑地问道；“你们这样做好吗？毛泽东同志提出意见来了吗？万一他要追查你们怎么回答呢？这个问题可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呀！”说完，他一个低下头继续看起来：“写书不能像现在这样写法。譬如讲分析、综合，过去的书都没有讲清楚。说‘分析中就是有综合的，分析综合是不可分割的’。这种说法恐怕是对的，但是有缺点。应当说分析和综合既是不可分的，又是可以分的，什么事都是可分的，什么事都是能够分的。我们不是讲一分为二吗？分析也是这样，但是有不同的情况，譬如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分析，我们过去是怎样分析国民党的？我们说他统治的土地大，人口多，有大城市，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军队多，武器强，但是根本的是他们脱离农民、脱离士兵，他们内部有矛盾。我们是军队少，武器差（小米加步枪），土地少，没有大城市，没有外援，但是我们联系群众，这是最根本的。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有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够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都没有几个从大学毕业的。我本来没有读过军事书。只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都不带，只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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