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势压人，我历来不赞成这样做。这是一场笔墨官司，我们都要慎重。”

那天，周恩来给他来电话，提到了姚文元的文章问他：“发表这篇东西，你知道吗？”他回答：“不知道。没有任何人给我打过招呼。点北京市副市长的名字，应该是给我们一个招呼的。”周恩来又问：“有人建议人民日报发表，你的意见呢？”刘少奇回答：“让彭真同志决定吧！”刘少奇轻轻地把这个“球”给踢出去了。“那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王光美这时又请示他。“不要，北京市委什么意见，让他们按照组织程序办，我们不要乱插手。这些事情总理、小平他们会处理的。这种时候，我越超脱会越主动。你也不要和他们多接触，省得他们打上你的旗号去压别人。”

王光美点点头，提着暖瓶退出去了。刘少奇走到门口，轻轻把书房的门关严，拿起桌上的红色电话机，拨了几个号码，说：“我是刘少奇，我想请毛主席讲话。”

对方停了有两分钟，才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主席刚和浙江省委的几位负责人谈完话，已经疲倦了。他正在休息，你有什么话请讲，我们转告主席。”

刘少奇心里有点生气，但他还是忍住了。毛泽东自从到了南方巡视以后，几乎没再和他通气。中央有什么重大事情，都要派人向他请示。他犹豫了一下，才说：“等主席醒了以后，请你转告他一声，就说我给他来了个电话，有事汇报。”说完。就把话筒放下了。这一天，他几乎没有睡着……

是的，整个的一九六五年里，充满着令他感到压抑和难以言状的痛苦：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材料上作了一段发人深思的批示：“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他们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到呢？这些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同工人阶级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几乎是同时，他又在一个会议上强调：“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们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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