蹲点，深入基层，深人群众，在运动和斗争中，取得比较系统的经验。”

“蹲点，可以有不同的办法。”

“要有一批比较长期地蹲点在一个大队，从头到尾，把运动搞完。”

“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

“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无论什么事情，都必须加以分析。”

“把什么事情都看成是绝对的，静止的，孤立的，不变的，是形而上学。”

“罗列一大堆表面现象，拼凑一大堆枯燥无味的条文，使人得不到要领，是烦琐哲学。”

“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陆定一看了这个文件后，对刘少奇说：“这是什么样的文件，鸡零狗碎的，没有什么逻辑性和文章的规法。”刘少奇对他说：“这话不要讲了，以后再说吧。”

即使在这种条件下，彭真依然按照他惯常的一系列措施，在北京市广大城乡进行工作，防止出现批斗干部的现象。他规定：“批判四不清于部，实际上等于劝善改正，不能一棍子打死，也不能实行李立三、王明路线时那种过火的政策。就是对于有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观点的人，也只能是小会帮助。”他强调核心班子必须“要有改了错误但有能力的干部，原有干部的撤换面不许过大。”

他对刘少奇，依然保持着正常的工作关系，该请示便请示，该汇报使汇报，严守着自己制定的“在两位主席之间绝对不搬弄是非”的规定。但是，刘少奇还是明显地感觉到，彭真对他不像以前那样经常打电话、经常送文件了。

一九六五年的春节过后，毛泽东在作了必要的安排后，于三月中旬离开北京南巡。

毛泽东首先来到武汉，在东湖宾馆住了一段时间，不停地找当地的党政军的领导人分别谈话，讲述党内的路线斗争，让他们准备中央出修正主义。

五月初，毛泽东到达长沙，在长沙九所住了几天，再次召集一些南方省市的党政军领导人秘密谈话。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在国际上开展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从现在起，反修的斗争要把重点放在了国内。”毛泽东依次扫视着几个省市的领导人，缓慢地说，“我早就说过，任何修正主义都是纸老虎。当初赫鲁晓夫在一九六一年十月的二十二大以后，肆无忌惮地恶化中苏关系，恶毒攻击我，攻击我们党。没有他们的挑动，印度尼赫鲁政府是不敢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向我们大举进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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