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我们一些同志看不到，不警惕。我们有些基层单位一直是阶级敌人把持的，有的地方土改不彻底，天津百分之七十是和平土改，华北百分之三十是和平土改。周扬在天津附近蹲点，那儿的党支部就是地、富、反、坏当家，有些是他们打进来的，有些是我们的人被他们拉过去了。有些单位的干部贪污盗窃严重，很容易被他们拉过去，‘和平演变’，舒舒服服地拉过去了，有吃有穿。真要搞社会主义要流汗，真要搞革命要进行艰苦斗争。毛主席说，三分之一基层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要实事求是地搞清楚的到底有多少，据我看不少于三分之一，甚至更多。”

这就是说，全国基层领导核心中将要有三分之一的干部进行撤换，这是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呀！

毛泽东看到这里时，想起了康生介绍北京京剧团时所说的话：“这个团在北京市文化局局长赵定薪、张梦庚等人的支持下，基本上也烂掉了。马连良经常通过走私来扎吗啡和杜冷丁。一九六三年四月马连良去香港演出，提出要扎吗啡，市委宣传部长李琪批准说：‘唱戏的没有这个不行。’立即去找卫生部长崔月犁，经过他们的批示，由特种药材公司特供。马连良开始每天扎一针，后来增加到每天八针，晚上有演出时，还得增加一针，最多时一天扎十三针……”

毛泽东当时就对康生说：“这不是马连良的问题，扎吗啡演戏，也是迫不得己的事情。过去他这类人沾染上了毒品，是旧社会的罪恶，不要强求于他。但是市委难道就不想想别的办法，帮助马连良解决身体方面的问题吗？江青多次跟我说：“马连良本来想演出现代戏，和她商量过具体的办法，但是市委一些人对他说：你主要是演好传统戏，不要失传了。你演现代戏丢掉了传统戏的精华，还是要负历史责任的。”所以，马连良这样的同志也是有他自己的难处的。江青有时很同情他，但是对他的一些固执性的陈规做法又十分着急。我看这次四清对剧团应该有特殊的政策，不要太不通人情了。”

想到这里，毛泽东继续阅读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形势分析：

“农村犯了一般四不清错误的干部是多数，还有不少单位有严重的四不清，一切有严重问题的人或集团，都要从上级领导或机关找靠山，干部如不是一般的四不清，而是严重的四不清，或集团，都得要找靠山，保护人，大概这是一个规律。科员若不把科长拉下水，就不敢大搞乱搞；一个处长若不拉局长下水，就不敢大搞乱搞；一个局长不拉个部长下水，就不敢大搞乱搞；部长不把个省委、地委书记拉下水，就不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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