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国士’的解释可大可小，个人的野心无穷无尽，做了皇帝还想成仙。像章伯钧、罗隆基之流，即使做了总理、副总理，他们也不会认为受到了‘国士的待遇’，更不会停止他们的反党的活动。即使在检讨中，他们还会继续提出要求：‘拿国士的待遇来……’”

毛泽东对江青和田家英、陈伯达说：“我看巴金的看法提到了点子上和要害处，右派们的根本动机就在于此，即政权也。你不把政权交给他们，他们始终不会停止反党的活动，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所决定的。”

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决定在农村开展大鸣大放，进行两条道路的群众性大辩论。指示说：“我们要通过这次大辩论，使广大贫下中农更加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坚决击退地富反坏右的猖狂进攻，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并为农业大跃进开辟道路。”

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所谓反右斗争胜利的基础上，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召开了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指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我看依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现在党内主要的危险还是那个右倾思想，有人似乎连多快好省的口号也不敢坚持了，我认为应该继续坚持我们过去行之有效的路线。”

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纲要》指出：“农业合作化给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纲要》还提出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断地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克服资本主义思想”，并要求今后每年“在全体农村人口中集中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纲要》对农村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提了全面的规划，对农业生产提出了跃进的指示。

江青曾经欢欣鼓舞地说过：“如果没有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胜利，也就没有农业《纲要》进一步激发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热潮，当全国广大农村迅速出现了一个大兴水利、大抓积肥的群众运动时，也就为一九五八年震动世界的大跃进运动揭开了序幕。”

这时，是毛泽东最为得意和兴奋的时刻。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看到我们党解决了国内的这一系列的矛盾，赫鲁晓夫没有话说了吧！不是我们小看他，他没有这个本事！所以，国际共运的大事，我们理应发挥大党的作用，不能再让赫鲁晓夫牵着世界的鼻子走！十一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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