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的黄天霸有教育意义。”

刘少奇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特意在文艺座谈会上说过：一希望你们把《昭君出塞》改一下，以有利民族团结。乌兰夫同志说《王昭君》在内蒙影响很大，对蒙汉团结起了很好的作用。”他还多次要中国京剧院演出《游龙戏凤》，建议把这个戏的士本《李风姐》整理出来。他在云南，看了《宝蟾送酒》后，连声夸奖：“演得好！”他在一九六二年二月还建议“要改编一下《二进官》等戏，这些戏的思想性差一点，但是我们要继承艺术性的成果，改编时可以发挥浪漫主义的想象。”

在剧团的经营上，刘少奇在一九四九年就在天津主张：“大家都要吃饭，像梁小莺、谭富英这些戏剧家可以组织私人的班社。”到了一九五六年，他对文化部指示：“几千个剧团都合营，会搞掉积极性，该搞合作社而搞了国营，就是左，就带有了反动性。要让民间剧团再搞他个二、三个五年计划，让他与国营剧团竞赛，看谁的观众多，看谁最能得到群众的喜爱。”

对刘少奇的这些指示，彭真曾经对江青讲过，希望江青能够理解他的为难之处。他说：“两个主席的话我都得听，但是我总不能为了一个而牺牲一个吧？这些指示我都会根据正确与否而决定该怎么办的。”

江青曾经对剧团的演员们说：“彭真对我们的京剧革命不支持，他迟早会后悔的。你们可以看到他后悔的那一天的。”

但是，毛泽东似乎对彭真抱有很大的希望，每次见到他时，总是微笑着握着他的手说：“我是在你的领导下，占着你的一块土地，你也算我们的父母官啊！你对京剧革命关心不关心呀？应该关心一点嘛！你搞出了戏后别忘了请我看看，受受你的教育嘛！”

彭真急忙说：“我们都听毛主席的，下级服从上级嘛。”

毛泽东又微微一笑：“总有人不那么愿意服从哟，有人想骑在我头上拉屎拉尿，我一直在忍着。但是必要时我的原则还是要用的，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自卫原则我总不能丢掉吧？”

彭真隐隐感觉到了毛泽东是在暗指刘少奇，但是他深知一旦这两位主席的矛盾公开化，后果将不堪设想。

作为政治局委员，主持正常工作的书记处书记，他牢牢记着自己必须维护党内团结的职责，他暗暗告诫自己，绝不能在两位主席之间传闲话，拨是非，只能作顾全大局的努力。从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斗争以来，全国约有五十七万人被打成右派，自己也积极地参加了打右派的运动。彭真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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