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要让全国人民都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不管我们还要进行怎样的斗争，我们这个方向和决心是绝对不会动摇的。”这种提法和刘少奇的主张明显不同，陈伯达开始高度重视和注意两人之间的区别了。

一九五二年的上半年，毛泽东多次批判了彭真提出的“民主建政”的口号，他说：“你彭真提出这个口号究竟是什磨意思呀？人民当家作主难道不是民主，还要让资产阶级来个两党制才叫民主吗？”彭真马上辩解道：“‘民主建政’的口号不是我提出的，是别人鼓吹宣扬的，他们却不来认账，把责任推在我的身上了。我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讲过这样的话，我宣布收回，不再坚持了。”

六月，国家出版总署按刘少奇的意见，拟定并发出了“关于查禁书刊问题的指示”。刘少奇曾对他们提出责问：“查禁一本书，就等于枪毙一个人。谁给你们权力查禁图书的？”于是，出版总署赶忙下令撤销对一切书籍的禁令。

七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对一九五二年暑期留苏学生出国前夕的讲话中，说：“革命已经是搞得差不多了，敌人已被打倒了，我们要你们去，不是要你们学习关于革命和战争的这些问题。你们学习的任务是如何搞建设，如何使国家工业化，克服中国落后现象。讨小便宜吃大亏，吃小亏的人挣大面子。这里面就有许多的辩证法，我希望你们好好地领会。”

八月二十六日，刘少奇在青年团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反覆说：“今后，大的政治运动不可能再有了，主要是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中国经受了这么多的运动和斗争后，需要休养生息。谁要再搞什么大的运动，就会给国家造成极大的损失。”康生在同江青谈话时，针对刘少奇的许多讲话说：“少奇同志讲话太随便，缺乏认真的研究，一些提法是和毛泽东同志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应该让他多注意一点。”江青说：“主席的态度是让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让全党同志熟悉一下他们的面貌，这样对今后的工作有利。主席考虑得比较多，我们还是按照主席的意见办吧！”

一九五二年九月，江青出面领导，对上海的资本主义电影企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制定了一些新的章法。康生说：“江青同志为资本主义文化事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做出了良好的开端，创造出一条新路。江青同志的经验应该好好地总结和推广。”

毛泽东制止道：“还需要实践考验，不宜作太多的宣传。江青同志对电影是内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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