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两利，而一定要在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下劳资两利。现在严酷的现实是：工商常常以行贿、欺诈、暴利、偷漏等行为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以遂其少数人的私利。这种情形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对我们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着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不堪设想。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就是根据这样的现实提出了这次运动的任务的。”

一月九日，周恩来在中央、华北和京津两市的干部大会上，再次作了关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指示。他指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之所以要号召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就因为这是一场严重的、紧张的革命斗争，需要我们全国党政军民和全体工作人员以极严肃、认真和负责的态度，无例外地一致来参加这一斗争。我们并号召全国社会人士，特别是工商人士积极参加运动，进行自我改造。如果现在不进行这样一场斗争而允许资本主义势力对我们的腐蚀继续进行下去，我们这个新中国就将面临亡国的危险。”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对五反运动的指示：“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

周恩来在国务会议上对毛泽东的这个方针进行了解释：“毛主席提出这样的方针，就是因为我们开展运动绝对不是仅仅为了惩办一些人，也不是一时的应景，而是从我们国家的长远大计出发而制定的根本原则。如果不这样，我们的国家要想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也许我们的步子迈得要大一些，但是不这样我们就会更加落后，整个世界的形势不允许我们再慢吞吞地走路。这就是我要告诉同志们和朋友们的心里话。”

四月二日，正当“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深人开展的时候，刘少奇在给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织批转的一个报告里批示道：“我们不必要求加强工人对资本家的监督。现在让工人监督资本家还无经验，还有困难，在一般的劳资合同中还是不要提出监督资方的条文。我认为，在小商店中工人监督是有困难的，只能不许有五毒及账目公开。”一封署名为“工人代表”的来信批评刘少奇：“他实质上是阻挠工人对资本家的斗争破坏‘三反’、‘五反’运动，保护资产阶级。”

四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出版。康生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这是中国革命的经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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