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出了差错，而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捣乱和破坏，是有人搞资本主义而没有按照他的正确路线而导致了失败的结果。他依然不懈地倡导和坚持他最初提出的路线，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毛泽东拿出邓子恢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给他的信和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三日邓子恢写的《关于龙岩调查的报告》和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写的《关于龙胜县的包产到户问题的报告》等文件，对陈伯达说：“你这个秀才可以好好地看看，这些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对这些资本主义的东西很感兴趣，而对集体化和人民公社等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没有兴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社会主义是一场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需要探索，需要有勇气，有胆略。而走资本主义可以照搬和不费力气。人人都可以懂得的东西，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干什么？”

陈伯达说：“邓子恢的问题可以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中认真地解决一下。”

毛泽东站了起来，呷了一口茶水，慢慢地说：“如果我们党内只有一个邓子恢倒好了，批判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我的老夫子呀，问题可是不那么简单。比他大的官都对资本主义那一套感兴趣。他们都不想好好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我们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应该放在党内，要好好地解决一下党内有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这下，陈伯达才感到了问题并不像他所考虑的那么简单，而要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

回到家里，他看到毛泽东在邓子恢的信的若干段落上划了红杠杠，这些话是：

“……前年我部代中央起草的指示，把自留地扩大到百分之十，则是太多了。现在仍按原高级社章程规定的百分之五是恰当的。全国现有耕地十六亿亩，按百分之五留自留地计算，总共不过八千万亩。花这八千万亩地，可以解决五亿多农民的蔬菜供应，可以发展私人养猪、养鸡、养鸭。这样做的好处，至少可以使五亿农民不再向市场来争购副食品，有的农民还可以挤出一些副食品来供应市场。我认为这是最合算不过的措施。只要把五亿多农民安顿好了，我们的市场就稳如泰山。近半年来，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的中心关键，固然是由于粮食紧张、生产不足，及城市人口增加过多所致，但与农民进城抢购副食品及城市人员买副食品寄回农村供应其家属也有很大的关系。同时，农民留一点自留地，由他自己支配，加上供给制部分分配到户，这样，农民就有可能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不致全部生活来源都掌握在干部手里。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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