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同志领导和主持的《调查记》，以铁的事实揭穿了武训这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的反动目的，为这场大辩论作了最好的总结。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建国以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又一场大斗争，当然这场斗争是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认识了江青同志的才干，她得确是一个文化素质很高，思想觉悟非常敏锐，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常丰富的同志。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

六月，当镇反运动正在全国开展时，刘少奇和彭真在审查清理内部的指示中，反覆强调：“对解放前的政府人员要团结，只要没有血债的旧人员、旧知识分子，我们都要大胆使用。现在，逼供信的现象已萌芽，我们要适当地纠偏。不能利用这次运动而破坏了我们多年的统战政策。”

这时，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出版。刘少奇说：“胡乔木同志的这部书可以作为我们的党史教本，今后就是要以这篇东西来修史。”毛泽东和江青在征询高岗、彭德怀等人的意见时，高岗公开说：“这部书里把刘少奇的白区斗争写得太高了，意义也写得过分了。实际上我们的整个斗争中，白区工作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也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这样写下去，太使我们伤心了。”彭德怀也直截了当地说：“抬高了笔杆子，贬低了枪杆子，实际上就是否定了老毛‘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作用。”

一九五一年七月，山西等地农民，根据毛泽东的号召，提出把互助组上升为试办农业合作社的要求。康生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然而，刘少奇却在对山西省委一个报告的批示中，这样写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和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饶漱石得到这个批示的内容后，马上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说：“刘少奇同志的这个批语，从思想上来讲是他反对毛泽东同志、反对社会主义、极端仇恨广大贫农、下中农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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