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焰，而伪造者将如同磷火般一样而逐渐地熄灭。这也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个最大的长处，就是使当时最高层人物的脸谱变化，基本上毫无保留地和人民群众直接见面，增加了除毛泽东以外的其他领导人的透明度。一面是靠把所有的革命既得利益者还原为普通的公仆而衬托领袖的伟大，一面用提高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来保证“上层建筑”的纯洁和革命，这种“关心和参加国家大事”的结果，使得本来神秘的东西变得很普通，倒是让本来普通的东西变得日益神秘起来。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当然也导致了发动和领导者事与愿违的下场和结果。不管最后的收尾如何，它留给后人的教训和经验却是十分深刻的，足以使历史学家们考证和总结出许许多多有益于千秋万代的经典名篇。

从这个角度上讲，敢于对历史负责的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从这一点上，将划分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同见风使舵、靠政治形势图解历史和靠钦定文件来编纂历史的那些人的界限。基此，“鸡零狗碎”的史实，比多如牛毛的论证要有价值得多，底蕴和意义会更加深远！我多年来就是从所谓的“鸡零狗碎”中搜集和总结出许多的从文献里看不到的东西，从而掌握了许多历史当事人的所为和情感脉络，找到了他们由兴盛到衰亡的人生轨迹。这一组历史的画面，就是我的文革系列和狂飙系列的纪实作品。

在我的纪实文学作品相继出版和发表后，不断有朋友问我：“你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条创作的道路？”我这样回答：“因为我不能容忍一些人对历史和生活的歪曲，当我知道了事件的真相时，我就有一种把真相告诉读者和后人的冲动。这就是我最初的创作动机。”

是的，一九七六年十月，那个自称为英明领袖的人集党政军最高职务为一身，开始了肆无忌惮地伪造历史的活动。他一面拼命地销毁对他不利的历史证据，迫不及待地利用“清查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运动，残酷地迫害和打击坚持真理、熟悉真相的知情人，剪除异己；另一方面他却动用一批御用文人，恬不知耻地美化自己，把自己打扮成什么“一贯紧跟毛主席”、“一贯得到毛主席的培养”、“是毛主席亲手培养起来的接班人”。更有甚者，他断章取义地分割毛泽东一系列讲话和指示，伪造“圣旨”，好像他所干的一切都得到了毛泽东的授意。他总结和提出的“两个凡是”的路线不仅在政治上是欺世盗名，在理论上荒谬不堪，在组织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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