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见人”的东西罢了！岂不知这样的结果，是人们包括我们的后人，得不到真正的经验和教训，不能探索到真知灼见，因而对今后也可能产生新的“盲区”。真实的历史如同一面镜子，它可以照清楚一切人的面目而永久地留在人们的心里。

作为一个作家，研究历史的途径和方法同理论家、学者及历史学家有所不同。前者除了阅读有关的文件和文献及资料外，还要进行大量的采访、调查，尽可能地接触事件的一切当事人，然后他才能用艺术的手段描述和再现当时的历史风云。而后者基本上是通过文件和资料来研究经验、教训和上升的理性的东西，对历史事件作出科学的或者是根据政治需要的评价。两者的区别，决定了不能完全用同一个标准或模式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拿上理论家的要求来硬套作家们的作品，就会得出很难接受的结论。我常常受到某些专家、学者的责难，要什么“根据”呀，查什么情节的来源呀，如果你要提出当事人的回忆，他们也要提出种种政治因素，等等。于是结论只有一个，以他们的观点和依据来写东西才能够获得通过。这显然是强暴文学作品的极其落后和腐朽的做法。人类历史总是一个不断地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不管这个过程会出现多少的曲折、磨难和意想不到的反覆，但是这个过程的发展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勇敢地正视自己的历史，客观地正视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对文明的起码要求。

我的狂飙系列，将再一次把读者的注意力转移到那场三十多年前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我的这次创作，和已经出版的文革系列不同点在于：将更着重于从毛泽东和江青等最高层领导人的言论和行动作为主线，来揭示和再现那场“革命”的全过程及其所导致的后果。原来出版的作品基本上是以历史事件入手，再现和刻划重要的当事人。在当时的写作中，对毛泽东和江青的形象刻划，基本上是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出发点的。这一次，将在更广泛的角度和广度来再现文化大革命各个重大历史时刻的决策过程，多视野地再现那场革命的前前后后及其各种人物的真实表现。

有人曾经问过我：“为什么你的作品反映的对象，都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却相对反映得较少？”

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因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直接决定和关系着中国人民的命运和前程，他们领导人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里程，人民有权了解他们言论和决策的真情和内幕。从这一点上也可以说，领导人的工作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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