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为缓解当地贸易衰落，经济失调，宣布赌博合法化，施行招商设赌，并向赌场征收“赌饷”，开赌即抽饷，这是澳门至今仍在实施的盈利手段。

于是“东方的蒙地卡罗”由此整顿衣装，粉墨登场。

时间推进到19世纪的60年代中期，在博彩业和鸦片行业的高速发展下，澳门的财政收入已高达20万元，当时的博彩业已经具备完善的体系和巨大的规模，当年的火树银金不换，还留存在老照片的黑白之间。

澳门赌场里最不缺的就是狂言与梦想，腰缠万贯的诱惑时时刻刻蒙在眼前，以至于狂热的赌徒看不到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之前，冼耀文在《生活》杂志上见过澳门赌场的照片，如今癫狂迷乱的赌城窥探了一角，等真正置身于其内，才真正理解其癫狂。

一入赌坊，满目的金碧辉煌，倾世罕见的财富逶迤堆积，直白的冲击或许更能激起人们的欲望，赤裸裸的财富摆在眼前，仿佛唾手可得，引诱着赌客不加节制地放下筹码。

由于葡澳政府的不加约束，无数澳门本地人投身到这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的活动之中，许多热爱赌博的妇女把孩子也带到赌桌之上，带入这一方浸淫贪欲，浓墨重彩的人间“不卢半呼”。

此时的赌场，可谓全民皆赌，贫富不顾。当年的赌博可与鸦片并立，就是依靠其巨大的成瘾性，赢的在贪心，输的想翻盘。

“赌”网恢恢，“输”而不漏。

这种病态的赌性决定了澳门近乎荒诞陆离的具象化的欲望，天酒地，垂头丧气，财与色，泪与血，在澳门浑浊的空气中摇曳。

此时，澳门没有大型赌场，各种小型赌场四下零落，五脏俱全。

在街上逛了一会，冼耀文进入了豪兴公司旗下的一间赌场，一进入，堆积许久的香烟烟雾和各种气味就钻进他的鼻孔，蹙眉之余，他也把目光对向一张赌台。

赌台上，金光闪闪，所推的牌九由金砖制成，荷官洗牌时会发出叮当撞击的声音，赌徒边上放着大黄鱼或小黄鱼，也有他不认识规格的金条，做工精良，不像是某个土财主私铸的。

扫过各色金条，冼耀文又把目光放到荷官身上，光着头，毛发被刮得干干净净，嘴里叼着烟，不时有烟灰掉在赌台上，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短袖汗衫，下身是一条宽松的布短打，很平常也很舒服的装束，但从中看不到制度和规则。

再看其他几个荷官，一个个都是怎么舒服怎么穿，压根不是统一的制服，论整洁和体面，真不如坐在赌台前的赌客，用金条赌的台子，赌客绝不会是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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