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的各个面如死灰。

让凌彦奇怪的是，陈中原的脸色同样难看。

不过想想，他就释然了。大概是因为嫉妒吧，身为前辈却输给了后生。这种被嫉妒的经历，凌彦在从前的生活中从不缺乏，甚至习以为常。

只是发现了对方这样的心思，凌彦不欲触霉头，除了教课也尽量减少了与陈中原的接触。

他也顾不上这个了。由于他在报纸上发的那篇文章，误打误撞成了“性解放运动”的带头人，议会新成立的组织，如何运行，如何制订章程，都要他来操心。除了第四国立大学的教授，心理咨询师负责人，他又挂了个江城卫生局顾问的身份。

婚介所一成立，又掀起了婚姻解放的第二波浪潮。之前所有逃婚被断绝关系，私奔被官方拒绝承认的男子女子都站了出来。凌彦规定了婚介所最低登记年龄是十八岁——未成年他是真下不去手，而且要三个彼此不相识的人用身份户籍担保未婚。

他要来户籍黄册，一庆典才发现，原来江城有那么多适龄男青年还未婚！这怎么行！得挨个询问是否单身，是否愿意登记才行。四国大更不必说，已经被他撮合的都是一对一对的了。就这样，他堂堂正正做起了催婚的事业。

他教给记事员如何将每个人信息分门别类登记好，相近的放在一起，可以介绍认识，传递书信，双方如果合意，再见面进一步接触。这样就省得他事事自己过目。

西班牙语课进展反而没那么顺利。西班牙语学起来本来就困难，学生们又缺乏使用语言的环境，他只能一再降低标准，先把这个学期的课上完。

他忙得脚不点地，常常入夜才回住处。而与他同住的吴乐甫也忙，时常凌彦回来时还能看到吴乐甫屋子里灯亮着，白天也很少能碰上面。

两人再忙，依然保持着一同吃早饭的习惯。只不过吴乐甫绝口不提自己在忙什么，凌彦也只挑有意思的说一说，像是谁和谁书信往来十多封，碰面了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倒不是因为什么拜金之类的原因，而是两个人一个是南方人一个是北方人，互相说话对方都听不懂口音。